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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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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锦绣潇湘”闻名天下的永州,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向的游览胜地。舜帝南巡魂归九嶷,吸引着历代名人爬山涉水而来——“就重华以陈词”。唐代文学家元结两任道州刺史,开创浯溪碑林;唐宋古文大家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写下《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等千古名篇,让永州驰名中外。接踵而来的文化名人,更是数不胜数。永州本土也英才辈出,代不乏人。三国东吴名将黄盖、蜀汉名臣蒋琬,唐代书法“草圣”怀素,唐代湖广第一个状元李郃;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等,才丰德显,名满天下。及至现代,中国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爱国将领唐生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等著名人物,为永州文化增添重彩。

第一个走进永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当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上古贤君——舜帝。

舜帝,姓姚、名重华、字都君,东夷人。幼年丧母,父亲瞽叟续弦后,备受继母虐待,但仍恪守人子之道。十四岁时,被赶出了家门。离家后的虞舜,先后到历山垦荒种粮,到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到雷泽打渔,到负夏做买卖,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勤劳勇敢、诚实守信,在有虞氏部落内外树立起崇高威望,“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

在当时部落联盟的大趋下,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尧帝通过明察暗访,选中虞舜作为继承人,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虞舜,实行政治联姻。作为接班人,虞舜在参与处理日常事务中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被尧帝委以“摄行天子事”,即当上了所谓的摄政帝。尧帝去世后,虞舜为尧帝守孝三年,正式登上部落联盟首领之位。

舜帝执政以后,改国号为虞,迁都于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掌控中央政权;调整行政敬慕,强化地方管理;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推行孝道,倡导诚信;实施德政,协和万邦。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政权。到了晚年,舜帝禅位于治水有功的大禹,自己“遂陟方岳”,到边远地区去巡狩。先是在西戎、北狄、东夷一带巡游,后来又南巡到达三苗地界云梦泽(今洞庭湖)一带。

接着,继续溯湘江而上,到达苍梧之地(南岭地区),并在这一地区活动了较长一段时期,留下韶山、虞山、韶关、崀山、舜皇山等与之相关的地名。舜帝南巡的最后一站是南岭萌渚岭中段。在这里,舜帝把北方的先进农业技术教给百姓,向百姓推行五常之教,让百姓生活安定、幸福,就像一股温暖的南风,沐浴着山川大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虞舜《南风歌》)这首传为舜帝所作的歌谣,正是舜帝晚年南巡业绩的写照。因为经历了长途奔波劳苦,又因为终究年老体衰,舜帝在百岁高龄之时,病逝于苍梧之野,归葬于九嶷山,这一地区也因此得名“零陵”。

舜帝崩葬于九嶷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舜帝创立的道德文明,从此在这一地区(零陵/永州)扎下根来,并代代相传。自大禹在衡山拉开祭舜的序幕,从夏代开始,人们就在九嶷山地区建立舜庙,四时祭祀。三代时,舜庙在九嶷山下的大阳洞。秦汉之际,陵庙合一,迁于玉琯岩前。明洪武时,迁舜帝陵庙于舜源峰下。历代帝王、地方官员和文人墨客纷纷到九嶷山祭舜,留下了大量的祭舜文、咏舜诗文和民间故事。九嶷山舜帝陵、三分石等人文和自然景观,作为舜帝所开创中华道德文明的象征载体,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华夏儿孙寻根祭祖的神圣之地。

比舜帝早先一步到达永州地区的“名人”是舜帝的同父异母弟——象。早在舜帝接受尧帝禅让登上部落联盟首领之位时,封赏诸侯,就把拥有“宗亲”身份的象安置到了南方“有庳”之地。舜帝晚年在风雨飘摇之际禅让退位,继而南巡,目标直指临近有庳的九嶷山地区,或许也与自己的兄弟象封在这里有关。

舜帝的这个同父异母兄弟,从小就在母亲壬女的放纵下,娇生惯养,好逸恶劳,还多次参与了瞽叟、壬女对舜的谋害活动。但舜帝不记前嫌,宽大为怀,始终以德感化之。登帝位之后,就把象分封到南方边远的“有庳”(今永州市双牌县江村)地区。既是碍于情理的封赏——毕竟是帝之兄弟,也不无惩戒、敲打的意思——其劣迹众所周知。

舜帝的强大道德感化办量,最终使象向上、向善。到有庳以后,象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舜帝为他派来的参谋人员的帮助下,致力于发展同三苗部落的友好关系,在三苗部落中享有良好声誉。他充当了中原部落联盟与三苗部落间沟通联络的友好使者、翻译官。《礼记·王制》载:“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古代通译东方语言的官叫做“寄”,通译南方语言的官叫做“象”。象的作用很明显。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发明了象棋,是中国象棋鼻祖。

由于象封有庳后,在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人就在有庳建立象祠,四时祭祀,而且香火很旺。有庳也称有鼻,因此象祠亦称鼻亭,象亦称鼻亭神。直到唐代,象祠依然存在。但是,唐元和九年(814),薛伯高任道州刺史时,认为象是一个不仁不义之人,不值得祭祀,因而捣毁了象祠,并将象的神像沉于潇水之中。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还为薛伯高毁象祠之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道州毁鼻亭神记》,对此大加赞赏。明代大儒王阳明流贬贵州龙场驿,发现贵州苗民在灵博山建了一座象祠祭祀象,为此写了一篇《灵博山象祠记》。在这篇文章里,他向世人阐释——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天下没有不能够感化的人;唐朝人拆毁有庳地方的象祠是根据象开始的行为,而贵州苗彝民族祭祀象是信奉象后来的表现;人的不善良即使跟象一样,还能够受舜帝的感化而改正;君子修养自己的品德到了极点,即使别人跟象一样凶暴也还是能够感化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毁象祠完全没有必要。

司马迁(前145一?),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官司马谈之子。元封三年(前108)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中国第一部传记体通史——《史记》,从而实现了自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后人尊为史迁、太史公。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游遍全国各地,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为以后撰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此之前,由于战乱等原因,史料不足,而且比较混乱,有的甚至相互矛盾,莫衷一是。司马迁通过到各地考察,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他肯定了前人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修正了前人在史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乃至错误。

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漫游。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这次漫游,历时两年多。他到达九嶷山的时间是第二年,即元朔四年(前125)。这时,离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子利稀去世,还只有43年,九疑山玉琯岩前的舜帝陵庙尚在。司马迁到九嶷山,肯定到玉琯岩拜谒过舜帝陵。正因为司马迁考察过,加上《礼记》《山海经》等典籍的记载,大禹、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先后望祀舜帝,于是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了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他的这个论断,并非自己的主观臆想,而对舜葬九疑这一历史事实的肯定。

司马迁对永州文化的最大贡献、最大影响,就是在《史记》中做出了“舜葬九疑”的千古定论。春秋战国以来,舜帝崩葬于九嶷山,为舜帝崩葬地点的主流认识。特别是《礼记》《山海经》等典籍,楚国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等历史名人,都认同“舜葬九疑”的观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如《孟子》认为舜帝“卒于鸣条”,《墨子》则认为舜帝“道死西戎”。这两种说法,均由于是孤证,没有为后人所认同。针对上述不同说法,司马迁没有轻易肯定或否定,而是在考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论断。自从司马迁做出“舜葬九疑”的论断后,舜帝崩葬九嶷山即为史界认同。

刘买(?—前137),汉朝宗室,汉景帝启之孙、长沙定王刘发之子。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刘彻实行“推恩令”,以零陵郡泠道县的舂陵乡(在今湖南省宁远县柏家坪镇)封长沙王子刘买,是为舂陵侯。

当时,长沙国幅员辽阔,拥有现在湖南大部和两广(广东、广西)北部的大片地方。元朔五年(前124),定王刘发的四个儿子分封四个县级侯国:刘贤封泉陵侯国,治所在今永州市零陵区,辖今永州市零陵区、冷水滩区、东安县、祁阳县、祁东县以及双牌县部分地;刘遂封都梁侯国,治所在今湖南邵阳之武冈市,辖今邵阳市之洞口、绥宁、武冈、城步一带;刘义封夫夷侯国,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县西,辖今邵阳市之新宁、邵阳、邵东、新邵、隆回等县地。刘买则封于舂陵侯国,治所在今湖南宁远县之柏家坪镇,辖今宁远县北部、新田县大部以及双牌、祁阳部分地。

刘买到达封地后,即在此构筑城堡,后人称之为“舂陵侯城”或“舂陵故城”,今遗址尚存。清宗绩辰《舂陵碑记》引《汉书》载:“长沙王发第十三子买,封于舂陵乡,属长沙郡,后属零陵郡之泠道。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仁嗣。元帝时,仁乞封避瘴毒,治迁南阳。”刘买生有二子,即熊渠、外。长子熊渠,约生于元鼎六、七年间,即公元前110年左右。刘买死后,就地葬于舂陵侯国,其墓地至今尚在。其舂陵侯的职位,则由长子熊渠世袭,称为春陵戴侯。刘熊渠死后,其子刘仁继承爵位。刘仁为了逃避南方瘴毒,向汉元帝请求,将封改迁到南阳白水乡,重建舂陵城池,仍为舂陵侯。

刘买的小儿子、刘熊渠的弟弟刘外,则到浔州当了郁林太守并生下了儿子刘回。刘回在任钜鹿郡都尉时生下的儿子刘钦,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父亲。后王莽篡权,建立新朝。王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的汉室宗亲刘秀乘势起兵,经过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恢复汉室,史称东汉,刘秀为光武帝。舂陵侯刘买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第五世祖,舂陵故城也成为东汉王朝的龙兴之地。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湘南杞县南)人,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创作《胡笳十八拍》的才女蔡文姬之父。东汉灵帝时为议郎,因上书议论朝政获罪,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为躲避宦官陷害,亡命江湖十余年,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曾流亡至南方荆楚一带,在潇湘流域(永州)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留下了大量遗迹。董卓专权时,任为侍御使,官左中郎将,后世称为“蔡中郎”。

逃难途中,蔡邕选择南游潇湘,是类似于屈原“就重华以陈词”的理性选择。蔡邕非常崇拜舜。他更希望帝王能够像舜帝一样贤明,从谏如流,把国家治理好,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康。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使人失望甚至绝望。因此,他朝拜九嶷山,拜谒舜帝陵,写下了《九疑山铭》,以表达自己的心迹。曰:“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以孝蒸蒸。师锡帝世,尧而授徵。受终文祖,璇玑是承。太阶以平,人以有终。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

蔡邕的这篇《九疑山铭》,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篇铭文,也是一篇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祭舜帝文。铭文描写了九嶷山的奇异风光,表达了九嶷山的那种王者气象,歌颂了舜帝的不朽功勋。后来,这篇铭文被收录在唐代欧阳询等人于武德七年(624)成书的《艺文类聚》中。宋淳祐六年(1246),道州太守李袭之嘱郡人、书法家李挺祖,将蔡邕的《九疑山铭》书刻于九疑山玉琯岩的石壁上。

蔡邕在营浦县(今永州市道县)活动时,曾于含晖岩题刻“水天一色”四字,后人将蔡邕曾经驻足的另一处岩洞称为“中郎岩”。在当时冯乘县(今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活动时,为一处岩洞题写了“秦岩”二字。蔡邕的遗墨,为永州书法石刻文化发韧作出了贡献。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浪士、漫郎,唐代文学家、诗人。原籍河南(今河南洛阳),后迁鲁山(今河南鲁山县)。曾避难入猗玗洞,因号猗玗子。天宝十二年(753)中进士。安史之乱时,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叛军,立有战功。后任道州刺史等地方军政职务,为官清廉开明,爱护百姓,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武器,对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诗注重反映政治现实和人民疾苦,所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曾受杜甫推崇。

元结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能济世劝俗,补阙拾遗,“上感于上,下化于下”;反对当时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不良风气,开新乐府运动之先声。元结散文亦多涉及时政,风格古朴,《右溪记》《寒亭记》等独立的游记文体,开中国山水游记之先河。“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清·吴汝纶),对柳宗元创作《永州八记》有影响,被视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元结曾两任道州刺史,其间多次经过浯溪,“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大历四年(769)四月,元结母亲病逝。于是,元结在浯溪为母亲守制三年,从事营建和刻石,完成“七铭一颂”工程。尤其是《大唐中兴颂》,由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摩崖刻石,因文奇、字奇、石奇,被誉“三绝碑”,奠定了浯溪在中国书法史上和中国石刻史上的崇高地位。此后,无数文人墨客慕名前来浯溪,或吟诗作赋,或挥笔勒石,使浯溪碑林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历史记载和后来的清查统计,浯溪共有唐碑30方,其中现存13方;宋碑200方,其中现存114方;元碑9方;碑121方;清碑81方。

浯溪碑刻,已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品牌。碑刻的文字内容和附着在其后的人文故事,穿越历史的尘埃,传递着丰厚的文化基因,绵延为长流不息的浯溪文脉。元结,于潇湘文化有开启之功。

颜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开元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因被杨国忠排斥,出为平原(今属山东)太守。安禄山叛乱,他联络从兄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响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历官到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被派前往劝谕,为李希烈缢死。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正楷商端庄伟,气势开张;行书道劲郁勃,古法为之一变,开创了新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人称“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据元结《戏规》,颜真卿与元结在商於时,就互相诋励品德,结为忘年之交。安史之乱中,二人虽然各在一方,但都是平乱功臣。元结在任广西容管经略使时,母亲逝世,因此回浯溪守制。当时,颜真卿正好从江西抚州刺史卸任北归,于是特地绕道来到浯溪看望元结。由此,促成了颜真卿在浯溪书写《大唐中兴颂》碑的千古佳话。

《大唐中兴颂》是元结于上元二年(761)写的一篇颂文。记述了安史之乱的情况,描写了平定安史之乱的经过,以及“二圣重欢”的尴尬局面。纵览颂文,实则有颂有讥,或者颂中有讥,寓颂于讥。颜真卿也是安史之乱亲历者、见证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元结有着共同的比较深层次的看法。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谈及安史之乱时,都有着深深的切肤之痛。同时,元结与颜真卿还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非常喜欢书石刻石。这一共同爱好,促使他们决定将元结在上元二年所写的《大唐中兴颂》,在浯溪磨崖刻碑,使后人永远记住安史之乱这个教训。他们请人在浯溪悬崖绝壁上将岩石磨平,然后由颜真卿用正楷将《大唐中兴颂》书丹,再请石匠镌刻好,成为名垂千古的《大唐中兴颂》碑。其碑文同元结上元二年所写的《大唐中兴颂》略有变动。即在颂文标题后加上了作者、书者名字及职务:“尚书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节度使判官元结撰金紫光禄大夫前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前身真卿书”;在《颂》的最后加了二韵六句:“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最后署上《颂》的撰写时间和刻石时间:“上元二年秋八月撰大历六年夏六月刻”。《大唐中兴颂》碑呈正方形,高、宽各450厘米,字径为20厘米。由于该碑文绝、字绝、石绝,后人遂称这为“三绝碑”,成为浯溪碑林的扛鼎之作、镇山之宝。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韩愈齐名,并称韩柳,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少精敏,无不通达”,21岁取进士,26岁录集贤殿书院正字,在集贤殿任职三年,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31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唐顺宗李诵即位,重用王叔文等人,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王叔文集团改革活动。

永贞元(805)年九月,革新失败,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途中加贬为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是年冬天抵达永州,至元和十年(815)正月应诏离开,贬谪永州达十年(805—815)之久。在永州,柳宗元虽处“罪谤交织,群疑当道”之境遇,但不“自薄自匿”,而利用闲暇“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他一生著述600多篇,有《柳河东全集》留传于世,其中有近400篇为永州时所著。其诗文,上承秦汉精华,下开唐宋一代新风。他以政论文畅舒己见,鞭笞时弊,尤以《封建论》《贞符》《非国语》《送薛存义之任序》《捕蛇者说》《答元铙州论政理书》等,著称于时;他的寓言构思精巧,想象奇特,如《骂尸虫文》《乞巧文》《黔之驴》《愚溪对》等,嘻笑怒骂流诸笔端,令人读后无不称绝。他的诗作音韵铿锵,意境盎然,其《江雪》《渔翁》《田家三首》等,堪称千古绝唱。尤其是他的山水游记,情景交融,寓意深邃,以《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小石潭记》等“永州八记”为代表作,更是独步于当代,流源于后世,人称“山水游记之祖”。他在哲学领域也很有贡献,其《天对》《天问》等著作,从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保守观点,阐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此外,柳集中还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自肆于山水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奉诏回京,旋因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惹怒政敌,与刘禹锡等人再度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于柳州,享年47岁。柳州建有柳候祠,永州建有柳子庙,后人祭祀不绝。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等千古名篇,让永州山水名扬天下,让永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永久记忆。柳宗元是永州文化的魂,是永州文化的根,是历史文化名城永州走向世界的最重要文化名片之一。

阳城(753—805),字亢宗,陕州夏县人。他从小聪慧好学。但是,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买书,恳求为集贤院当差僮,借此机会刻苦读书,遂精通经史。建中四年(783)进士,官拜左谏议大夫。阳城为人谦恭简素,又疾恶如仇。其时裴延龄为相,挤走名相陆贽,文武百官敢怒不敢言。阳城冒死上奏,弹劾裴延龄,为陆贽主持公道。德宗大怒,将阳城贬为道州刺史。阳城到道州后,在刺史任上做了大量有利于道州人民的事,成为道州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史之一。其中,最值得称颂的是罢矮奴贡。

所谓矮奴贡,就是要向朝廷进贡矮奴,即侏儒。相传这一苛政始于隋炀帝。当其时,炀帝下诏,要各地进贡太监。永阳(今道县)进献了一个矮小伶俐、能言善辩的秀才王义,深得炀帝宠爱,常常把他带在身边戏弄玩乐。后来,进贡矮奴成为定制。唐时称为“任土贡”,规定道州岁贡一人。这种惨无人道的进贡,对于道州人民来说,确实是一种不堪忍受的侵扰和勒索。为了完成进贡任务,甚至出现了将婴儿从小放进特制的坛缸内,限制其生长发育,使之成为畸形的侏儒,从而满足朝廷的需要。阳城上任后,了解到这种苛政亵渎人,且劳民伤财,导致很多人的生离死别。为此,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上书皇上:“臣按《六典》之书,任土贡,贡有不贡元。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无矮奴……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要求废除这项苛政。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后,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从而将这项伤天理、灭人性的虐政予以废除。道州人民得知这一重大消息后,大家扶老携幼、奔走相告,对这位为民作主的好官感铭肺腑,多用“阳”字来为自家小孩命名。

阳城罢矮奴贡的壮举,当时在朝廷上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传颂阳城的爱民精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道州民》,咏颂其事。大文学家韩愈在其文《送何坚序》中,赞赏阳城的壮举。

阳城因催税不力,常被上级讥诮斥责。一次,当朝廷派人来考察州官的政绩,到了州府,却不见阳城前来迎接,感到很奇怪,于是问州署的属员。属员说:“阳刺史以为有罪,自己坐到牢房去了。”判官惊慌地问阳城:“你哪里有什么罪?我是奉观察使之命来向您问安罢了。”但阳城仍然不敢回衙门,判官只好另做打算。阳城同情百疾苦,不想去那种催税逼的事,于是带着家眷,弃官而去。

阳城离开道州后,隐居不仕。唐顺宗继位,闻知阳城贤能,下诏阳城回京任职,但阳城已经去世,只好封赠他为左散骑常侍。阳城死后,被人尊为“富神”。

寇准(961—1023),北宋大臣,字平仲,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太平兴国四年(979)进士。授职大理平章事。他倜傥不群,办事果断,刚正直言。后以政绩,官至政事。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边关告急,京师震动。王钦若等大臣主张迁都。寇准时任同平章事,力排众议,促真宗御驾亲征,进驻澶渊督战,军威大振,契丹大将挞览战死。在这种情况下,契丹与宋王朝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为宋朝赢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后来,寇准遭王钦若诬陷,被罢去宰相之职。天禧二年(1018),寇准恢复相位。次年,又遭丁谓等人排斥,降为太常卿,知相州,调安州,又贬道州司马。

唐宋时期道州的辖区基本上是现永州市南六县区域,较永州北部更边僻荒芜。寇准在道州期间,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关心民生,做了许多深受百姓欢迎的好事。但凭一己之力,终难能救民于水火。道州依然是一幅“匪盗蜂起,民废耕织,野有饿殍,夜闻鬼哭”的凄惨图景。相传,有一天寇准在潇水之滨漫步散心,见一老翁独钓寒潭,便上前闲聊。老翁说,这个地方叫金鼎潭,很久以前,有一仙人路过这里,掉下一只金鼎,并告诉人们,只要金鼎出现,天下就会太平,百姓就会过上安乐的日子,我就是不相信金鼎钓不出来。一席话打到了寇准的心坎上,他想:朝败,民不聊生,老百姓是多么渴望世道太平啊!于是他就在道州古城潇水河边建了一座阁楼,题额“望太平”,并赋诗《春日怀归》:“高楼聊引睇,杳杳一平川;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以寄心怀。

寇准经常登楼,北望中原,忧国忧民。寇准后来上书朝庭,要求减轻道州百姓繁重的官赋。皇帝不但不予恩准,反降一道圣谕:“连年征战,国库空虚,道州赋税,宜増不减”;并以寇准征课皇赋不力,再贬雷州,使之终以老弱之躯,病死任所。但道州人民并没有忘记寇准,在他离开以后,念其忧国忧民之心,将他于宋线年)贬来道州后所修阁楼改名寇公楼,以示纪念。寇公楼历史曾经多次修葺,至今仍然矗立在道县古城墙之上。

张浚(1097-1164),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南宋名相、抗金名将、著名学者,西汉留侯张良之后,湖湘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张栻之父。一生两度被贬永州,前后达十几年时间。

张浚24岁进士及第。建炎三年(1129)任职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并建议经营川陕,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四年(1134)再任枢密,次年为宰相。他重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秦桧执政后,绍兴七年(1137),43岁的张浚遭排斥而被贬,怀着郁郁之情离开京城,历一路风雨,来到荒蛮的“永州之野”,住在朝阳岩旁。在贬所,张浚连上五十疏,坚决反对议和,力谏秦桧乱国之谋。绍兴十六年,金帝完颜亮南侵,被重新起用,封魏国公,奉命督师北伐。虽初战告捷,但因部下将领不和,于符离之战大败。旋即再相,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不久又为主和派排去。

第二次被贬永州,张浚居零陵文星街,因感抗金无望,遂深居不出,于朝廷之事较少发声。张浚在永州期间的活动情况,永州府志多有记载。绍兴二十四年(1154),永州知府彭合重修府学,张浚应邀作《永州新学门铭》:“不知学,莫适褆身;学而不行,不学为均;行之伊何,惟一惟诚。孝弟忠信,本之于性,守之以仁,日积月化,粹然其醇。可以格天,可以感神,可以正物,可以化人。发为辞章,德人之文;施于政事,君子之名;其道甚大,与天地并。凡尔为士,勿替于勤。钦之勉之,无愧此门。”提出“人贵于学,学贵于行,行贵于诚”的治学、为人思想,对后世有启发教导作用。他在自己住所东侧修建了一个堂屋,命名为“三省堂”,并撰《三省堂记》,表达谦虚谨慎、诚信为人、不断学习的心志。《三省堂记》文曰:“绍兴丁巳冬,予以淮西兵变言者论列,谪居零陵。明年春二月,既至,寓止客馆,作堂于地之东隅,仅庇风雨,庶几燕息,取曾子三省之日以名之。其省谓何?思吾之忠于君,孝于亲,修于己者,恐或未至。呜呼!士大夫于圣人之道,当求所以通于天人之际,予之三省,殆将有进于斯而愧其未能也。吾兄昭远喜,为书其名,于予有光焉。”此外,他游历永州山水名胜,留下不少的诗作。其子张栻成长于永州,于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长沙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北宋著名书画家。自称海岳外史、襄阳漫士、鬻熊后人、火正后人、鹿门居士、淮阳外史、无碍居士、江湖从事等,世居太原,迁居襄阳,定居润州(一作京口),世称米襄阳。

米芾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士、南宫舍人,故又称米南宫。熙宁初为临桂尉,后知无为军。徽宗时召为画学士,擢礼部员外郎。崇宁初,出知淮阳军。唐宋时代,为潇湘文化最为繁荣时期,潇湘人文达于鼎盛。涌现出众多的潇湘文化发烧友,一大批文人墨客流连潇湘,沉缅潇湘意境,留下大量的讴歌潇湘的诗词歌赋和以潇湘风情为题材的画作。南宋古琴演奏家、作曲家、教浙派古琴创始人郭沔,还创作了著名的古琴曲《潇湘水云》。

北宋元丰三年(1080),米芾在长沙偶得李成的《潇湘八景图》,从而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爱不释手。于是,他以《潇湘八景图》为素材,结合自己的体会,作《潇湘八景诗并序》,以抒钟爱之情,以传山水之美,表达了对潇湘山水的无比热爱之情。米芾的《潇湘八景诗》如下:

《潇湘夜雨》:“大王长啸起雄风,又逐行云入梦中。想象瑶台环佩湿,令人肠断楚江东。”

《烟寺晚钟》:“绝顶高僧未易逢,禅林常被白云封。残钟已罢廖天远,杖锡时过紫盖峰。”

《平沙落雁》:“阵断衡阳暂此回,清明水碧岸莓苔。相呼正喜无征徼,又被孤城画角催。”

《山市晴岚》:“乱峰空翠晴犹湿,山市岚昏近觉摇。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归。”

《江天暮雪》:“蓑笠无踪失钓船,彤云暗淡混江天。湘妃独对君山老,镜里修眉已浩然。”

《远浦归帆》:“汉江游女石榴裙,一道菱歌两岸间。贾客归帆休怅望,闺中红粉正思君。”

《洞庭秋月》:“李白曾携月下仙,烟波秋醉洞庭船。我来更欲骑黄鹤,直上高楼一醉眠。”

《渔村夕照》:“晒网柴门返照景,桃花流水认前津。买鱼沽酒湘江去,远吊怀沙作赋人。”

自从米芾为《潇湘八景图》题诗后,以潇湘八景为题材的画作一时剧增。据统计,宋以来此类画作多达144件。这些画作,多数已经流失海外。南宋时,潇湘八景绘画的题材和技法传入日本,在日本掀起了八景热。而在国内南方,许多地方竞相仿八景之意选美景,州县有八景自不必说,一些乡镇也选出了八景,甚至一些村庄也出现了八景。同时,民间也大量以八景绘画。这样,就在中国南方形成一种“潇湘八景”文化热,无形之中也扩大了潇湘的知名度。

米芾一生,可能有多次游历潇湘的经验。第一次是熙宁八年(1075)十月望,米芾由临桂尉赴长沙椽,舟过祁阳浯溪,题诗一首:“湖羯自干纪,唐纲竞不维。可怜德业浅,有愧此碑词!”并刻碑于石,为浯溪碑林增添了一份光彩。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长子。青少年时期随父生活、成长于永州。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张栻出生于四川阆中。时张浚在绍兴元年率吴玠、吴璘大败金军于和尚原之后,于第二年奏迎太夫人即张浚母由绵竹家乡来阆中军中奉养,其妻也随太夫人前往,张栻即于是年降生于阆中。绍兴七年张浚落职,以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西京永州居住,绍兴八年二月,张栻6岁,随父至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张栻在答友人陈平甫的信中自述说:“我从小跟着父亲来南方,辗转三十多年,因此虽然是蜀人但没有与蜀地的人相处过”(《南轩文集》卷二十六)。张栻在永州度过少年时期,在家庭受到张浚亲自教授孔子儒家忠孝仁义的教育。

绍兴十六年,张栻14岁,张浚谪居连州(今广东连县),张栻随父居连州,从王大宝游学。王大宝,字元龟,潮州海阳(今广东潮安)人,曾知连州,后召为礼部尚书。张浚贬官至连州居住时,即令张栻从之学。此时,张浚又亲自教授张栻《周易》。绍兴二十年至绍兴三十年,张栻18至28岁,随父移居永州。这段时间,张栻主要是从父学习儒家仁义之道,并受到二程理学思想的薰陶。

绍兴三十一年,张栻29岁,前往衡山拜见著名理学家、湖湘文化奠基人胡宏为师,问河南程氏学。乾道二年(1166),张栻34岁。刘珙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于乾道二年完全建成,请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三年,著名理学家、闽学代表人物朱熹闻张栻得衡山胡宏之学,并在长沙讲学授徒。由其弟子范有德、林用中陪同,从福建崇安启程来到长沙,与张栻“会友讲学”达两个月之久,附近的学者闻风而至,听者甚众,一时盛况空前。

乾道五年,张栻37岁,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南宋另一著名理学家吕祖谦(1137——1181)也于当年出任严州教授,两人关系密切,相与论学。乾道七年,张栻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八年,张栻40岁,复主持岳麓书院,教授后学。抄有《南轩书说》。同年,先后改定了自己的代表著作《南轩论语解》和《南轩孟子说》,标志着张栻理学思想的最后确立和趋于成熟,是湖湘学派的扛鼎之作。

张栻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永州零陵度过的,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和秀美的自然山水陶冶了他的灵性。他与朱熹、吕祖谦三人被誉为“东南三贤”,人称“文星”南轩夫子。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在永州居住的街巷命名为“文星街”。张栻曾作《游东山记》《二使者游东山酒后寄诗走笔次韵》《次日二使者出游晚凉有作》《送零陵贾使君二首》等诗篇,表现出对零陵古城的深情。

黄盖,字公覆,生卒年不详。本为南阳太守黄子廉后人,其祖父自南阳迁居零陵郡泉陵县(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黄盖生于泉陵,少时家境贫困,生活艰难,但仍有壮志,常负薪警戒自己,自习读书、学兵法。之后担任郡吏,再被考察为孝廉,升任公府。初平元年(190),孙坚举义兵,黄盖跟随。孙坚南向击败山中草寇,北往击败董卓,于是任命黄盖为别部司马。初平二年(191),孙坚战死,黄盖先后追随孙策、孙权,披甲转战南北,冒死攻城略地。

其时,山越诸部族不愿归服孙吴,或者有贼寇作乱的县份,总是用黄盖为那里的地方行政长官。石城县的官吏,特别难以约束管理,黄盖便任命两个掾史,分别主管各部门。他教导这两个人说:“我这位县令无什么才能,只是凭武功得官,不是做文官而出名。如今贼寇未被平定,我常有军旅任务,把一应公文处理事务全托付你们两位,你们应当监督检查各个部门,纠正揭发他们的错误。你们在本职范围内,办理或应承事情,若有蒙骗奸欺行为,我不管怎样也不加以鞭抽杖击的处罚,你们只是各自尽力尽心,不要给他们带坏了头。”开始两个掾史畏惧黄盖威严,日日尽恭职守,久而久之,这些吏员以为黄盖不看文书,渐渐荒疏了公务。黄盖也不满他们的松懈懒散,不时有所省察,掌握到他们各有不守法的几个事例,于是把县内所有官吏请来,设宴酒肉招待,拿出违法乱纪的事例责问。两名掾史无话可说,都叩头请罪。黄盖说:“以前已告诫过你们,最终不会以鞭、杖来惩罚你们,绝不是骗你们的。”于是杀死这两个人。全县官吏震惊恐悼栗。后来他转任春谷县县长、寻阳县县令。他前后任职过的九个县,全都平安稳定。又升任丹杨都尉,抑豪强济贫弱,使山越诚心归附。

建安十三年(208),北方曹操南下,黄盖跟随周瑜跟曹军于赤壁作战,两军对峙,黄盖提出火攻战术,并亲往诈降,周瑜认为可行。交战之日,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赤幔伪装,上插牙旗,在船后系上走舸。黄盖先向曹操投书通报投降,使曹军看见黄盖船只前来而毫无戒备。黄盖遂令燃点柴草,同时发火,火乘风势波及曹军岸上的军营。黄盖在战争途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堕下水中,被救起时,吴军居然认不出是黄盖,将他安置在厕床中。黄盖惟有自己大声呼叫韩当,韩当发现他时,流着泪地解开他衣服,才得以保留性命。虽然如此,但仍大败曹操,被受任武锋中郎将。

建安二十四年(219),武陵发生蛮族叛乱,进攻城邑,黄盖被调驻为太守,当时郡中只有五百人,黄盖运用战术,大开城门引蛮兵入城,入了一半时,立即发动攻击,斩杀数百人,并收复所失的城邑,斩杀其领袖,放了投降者。以一季的时间,平定所有的乱事,当地的各部落的头目对他以礼相待。不久,长沙郡的益阳县也受到山贼的侵犯,黄盖再次平定,孙权便升他为偏将军。最后病死于任内,国人都思念他,及至孙权登上帝位,追论他平生功绩,赐予他的儿子黄柄爵位为关内侯。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歇后语,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黄盖为了维护孙刘联军的利益,战胜曹军,出“苦肉计”,自甘受刑,骗得曹操胜任,继而火烧曹营,大破赤壁。博览群书,引申历史,评价黄盖,有“革命的自觉性”。

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字公琰,零陵郡人。《三国志》作零陵郡湘乡人;《零陵县志》作泉陵人即今永州零陵区人。少时即以才学闻名于郡县,初以州书佐随刘备入蜀,授广都长,不久召为尚书郎。后深得诸葛亮器重,誉之为“社稷之器”,升参军长史。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进位汉中王,调蒋琬入中央任尚书郎。建兴元年(223),后主刘禅即位,丞相诸葛亮开府治事,辟蒋琬为东曹掾,又举他为茂才,蒋琬谦逊不受,后迁为丞相参军。建兴五年,诸葛亮转驻汉中,准备北伐曹魏,蒋琬与长史张裔留统丞相府的一切事务。建兴八年,蒋琬接替张裔担任丞相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每次征伐,蒋琬常筹集粮食,组织运输,补充兵源。诸葛亮常说:“蒋公琰忠心耿耿,雅量宽和,应该与我一起复兴汉室。”诸葛亮于是密表刘禅:“臣如果出了什么意外,军国大事可以全部交给蒋琬。”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不久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再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

延熙元年(238),刘禅下诏蒋琬:“贼寇反乱未除,曹睿又凶狠骄横,辽东三郡人民难于忍受暴虐,于是相互连结,与魏分离。曹睿又大举兴兵征夫,与其相互攻打。往者秦朝灭亡,陈胜、吴广首先发难,如今有此变故,这是天赐良机。你应严整治军,总率各军屯扎汉中,一待东吴举兵北进,两国构成东西犄角之势,伺机进击。”于是命蒋琬开府治事,加大司马。同年,司马懿率军讨伐辽东公孙渊,刘禅诏令蒋琬率兵进驻汉中,等待时机,与孙吴夹击魏国。六年之中,蒋琬率军屯驻汉中,魏军不敢来犯。此期间,蒋琬还多次命令姜维率偏师西进,采取一种进攻的姿态,但是收效不大。

蒋琬认为,诸葛亮生前多次出兵秦川,道路艰险,来往不便,不如沿汉水、沔水东下。于是,蒋琬大造舟船,准备袭击魏国的魏兴、上庸二郡,但不料旧疾复发,未能成行,进驻涪县,病情日益加重。延熙七年(24),蒋琬因病请求将益州刺史之职让与费祎,刘禅便任命费祎为益州刺史。延熙九年(246),蒋琬病逝,获赐谥号为“恭”。

蒋琬曾较长时间任职零陵,颇有政声。唐代,零陵城千秋岭尚有蒋琬祠供人祭祀,传为其旧居地。柳宗元《零陵息壤记》一文,即描述蒋琬祠内的奇特地质现象。

怀素(737—799),俗姓钱,零陵人。十岁时“忽发出家之意”,父母无法阻止。进入佛门后,改字藏真,史称“零陵僧”或“释长沙”。因为家贫,买不起纸张,只好在寺院的墙壁上、衣服上、器皿上,甚至芭蕉叶上,练习书法。为了练字,还制作了一块漆盘,反复在上面练习,漆盘和漆板都被他写穿了。写秃的毛笔埋在一起,隆起一座不小的笔冢。弱冠之年,怀素慕名向流放夜郎遇赦而泛游湖湘的李白求诗,因性情相近,李白甚爱其才,为之写下《草书歌行》,夸赞“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唐宝应元年(762)25岁的怀素由零陵出发,作万里之行,求师访友,经衡阳、客潭州。还曾北上岳州,拜访好友马云奇;南下广州,向书法家徐浩学习笔法。唐大历三年(768)春,怀素随同调任京官的潭州刺史张谓一同进京,“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怀素拜会了张旭的弟子邬彤,并引以为师,邬彤把张芝临池之妙、张旭的草书神鬼莫测,以及王献之的书法,一一讲解给怀素,离别之时又将作字之法——“悟”字教给怀素。在长安,怀素前后大约滞留了5年时间,有幸见到了王羲之、王献之作品,鉴赏到了稀世珍宝《曹娥碑》。唐大历七年九月,怀素返回故乡,绕道东都洛阳南下,拜会颜真卿。颜真卿把“十二笔意”即“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等传授给了怀素,并为怀素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唐大历十一年八月六日,怀素创作《自叙帖》,概括自己一生主要事迹对给予自己艺术有所教益的几位重要人物都留下了篇幅。唐贞元三年(787),怀素与茶圣陆羽相识并相交,陆羽为之写下了《僧怀素传》,是研究怀素的第一手资料。怀素晚年在四川成都宝园寺度过,唐贞元十五年,患风痹病,圆寂。

怀素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主要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字文》《小草千字文》《四十二章经》《藏真帖》《律公贴》等。永州现存怀素作品有《瑞石贴》《小草千字文》《秋兴八首》等。

李郃(808―873),字子玄,号西贞,道州延唐县莲塘(又称灌溪,即今永州市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人。莲塘为历代遣官或本地官员祭祀舜陵的必经之地,故又称沐堂(也作沐塘、木塘),李氏家族聚居于此。整个村落,南北狭长,依灌溪而建。李郃出生于灌溪李氏世代书香之家,其曾祖父李飞龙在大历年间任衡州博士,祖父李周廷在贞元年间任道州文学,父李太渊后亦曾为道州文学。受当地舜、儒文化的熏陶和家庭的影响,“李郃生而聪慧有夙悟,读书过目成诵,经史百家诸言,研擘精究”, 于诗文亦有颇深的造诣。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20岁的李郃被推荐至长安参加“贤良方正能极言直谏”制科考试。廷试中,作《观民风赋》,“条对鲜明,词旨温雅,独能寓褒贬于清和之中,阐忠义于词气之表”,考官交相荐进。文宗亲自面试,擢拔为进士第一,成为唐代湖南“开湘状元”,也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区的第一个状元。依常理而言,李郃高中状元,前程必将一片锦绣。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李郃的仕途出现危机。当时,同科考生刘蕡,在试卷的对策中,起笔不凡,直言不讳,切论宦官乱政之祸,直诋宦官时弊,疾呼:“揭国柄、兵柄以归于相、将。去贪臣,除奸吏。”考官虽然赞服,然而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录取。

参加策试的百余名举子中,及第者22人,均授予官职,而刘蕡却不在其列。李郃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对此愤愤不平:“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于是不顾个人得失,上疏文宗,请求朝廷收回授予自己的功名,改授刘蕡。李郃的上疏,以博大的胸襟、不悔的气节,将正大之德置于功名之上,可谓开科举取士以来让第之先河。但是,由于文宗生性懦弱,不仅没有采纳李郃的意见,还给李郃穿起了“小鞋”。同科及第者除李郃外,均授予京官,崔铉、马植、崔慎由等人,后来均位居宰相之职。李郃虽然擢进士第一,却因上疏开罪了宦官,从而被排斥出京,就任河南府司录参军,后出任贺州刺史多年,颇有政声,获“良吏”之称,并因“连续效劳,例得荐升京秩”,初判四方馆,转升吏部侍郎,授正议大夫。

李郃在任贺州刺史期间,关心民生,留意百姓的娱乐生活。他效法舜帝“寓教(化)于乐”的精神,利用闲暇之余,将搜集到的各种骰子进行“彩选”,加以研究整理,撰写出《骰子彩选格》三卷,在此基础上创制“叶子戏”。 叶子戏是一种纸牌,也叫“叶子格”,简称 “叶子”;又名“彩选格”,简称“彩选”,为古代博戏之一。《太平广记》转引《咸定录》的记载说:“唐李郃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戏。”玩时用骰子掷彩,依彩大小,进选官职,故又名彩选。欧阳修《归田录》:“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之。……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后来,李郃首创的“叶子戏”,孪生了纸牌与麻将双胞胎,李郃成为当之无愧的“牌祖”和“麻将祖师”,为娱乐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咸通十一年(870),李郃退职还乡,时年六十有三,还时常吟诗赞美家乡的山水风光。《全唐诗》及《补编》收录他四首诗,都是描写九嶷山的,状景抒怀,表现出对故土家山的一往情深。

乐雷发(1210—1271),字声远,号雪矶,宁远县逍遥岩乐家村人,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其父乐公明,南宋进士。为人正直,有志报国,做官清廉。乐雷发从小受舜文化熏陶,心里就滋生了崇尚正直的朴素英雄观,在父亲的教导下,他博览群书,精通经史,长于诗赋,少年时代便立下了收复国土、振兴民族的志向。11岁的时候,父亲乐公明带着他拜会在永州做官的杨孟溪。见面就背起杨万里的《小池》,并绘声绘色地说起了诗意。杨孟溪见乐雷发年少聪明,十分动情,即兴铺纸磨墨,题赠诗文以之鼓励。乐雷发也作了《谢杨孟溪县丞惠以章墨》表示感激和敬仰,表决心要西窗磨穿铁砚,书斋探求真经。

二十岁开始,乐雷发四海漫游。在游山玩水之中了解民生民怨,了解官场现状,陶冶自身情操,广交各界朋友。乐雷发所交的朋友大多为文人墨客和在职官员,交友的方式也主要是作诗相赠。针对不同的交往对象,他在诗中或者思情叙旧互相勉励,或者称赞其往昔的建树,激励为民做主,建功立业;或者展望未来,寄言励志,劝勉友人珍惜建功立业的机会;或者借题发挥,为自己没有机会为国尽力唏嘘慨叹。如《舜祠送桂林友人》《送桂帅钟尚书赴召》《送李焕云起恭城主簿》《送丁少卿自桂帅移镇西蜀》等。乐雷发对桂林友人说“诗交应不计穷能”,夸赞桂帅钟尚书“赖有老臣经济在,快呼桂醑饯篙师”,寄言即将赴任为恭城主簿的老乡李焕云“事业无穷要自强”,期盼李焕云忧国忧民建树伟业;在元兵侵犯蜀地,朝廷拟调友人丁少卿去成都任制使时,赠诗提醒友人丁少卿蜀地防务的重要,指出“三边形势全凭蜀”,叮嘱丁少卿要学三国姜维挫败钟会的阴谋、由剑阁入蜀的做法,言之切切,义之真真。

乐雷发出生在南宋嘉定年间,当时国家偏安于江南一隅,江北大片领土沦陷,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当时,投降派掌管朝纲,乐雷发北上抗金的政治主张不能为权臣所容,虽满腹经伦,却屡试不第。他对此十分愤慨,遂放弃功名,转而收徒讲学,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在讲学中,他极力宣传抗金救国的道理,斥责那些只读书不救国的腐儒,号召学生上前线去抵抗入侵之敌。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乐雷发43岁,门生姚勉登进士榜第一,上疏理宗,请求重用乐雷发,并愿以第相让。理宗皇帝下旨召乐雷发廷试,他对答如流,条对切直,理宗非常满意,赐为特科状元,授翰林馆职。然而,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并没有真正接受乐雷发的政治主张。加之乐雷发秉性耿直、不畏权贵、议论时政时不附幸臣,受到排斥,不得重用,自觉报国无门,毅然辞官归隐九嶷山,寄情山水,以诗词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他在读书岩著书,在象岩讲学,遗址至今犹在。

乐雷发毕生最大的建树在于诗歌创作,入选《宋百家诗存》《南宋群贤小集》,留存于世的诗有140余首。其诗歌显出了强烈的民本意识,洋溢着很深的家国情怀、浓厚的《离骚》遗风。代表作有《雪矶丛稿》《状元策》《乌乌歌》《舂陵道中望九疑》《九疑紫霞洞歌》《象岩铭》等。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名宗实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永州市道县)人。北宋中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宋明理学开山鼻祖,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论著。

周敦颐早年在故乡濂溪成长,曾到景观奇特的名胜之地——月岩求学悟道,根据月岩“一洞三月”的奇观,悟出盈亏互换、阴阳变化、太极无极之理,为以后绘“太极图”、作《太极图说》打下启蒙基础。15岁时,父亲病逝,周敦颐随母亲来到京城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在官高德厚、学问渊博的郑学士关照下求学问道,“行谊早闻于时”,并被郑向推荐“荫补入仕”,顺利地走上仕途。

但就在周敦颐出任“试将作监主薄”后不久,郑向以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出任杭州知府,上任不久即被病逝。次年,周敦颐的母亲也因病去世。周敦颐遵从母亲遗命,扶柩南下,千里迢迢从开封来到润州丹徒县,将母亲葬于舅舅郑向的墓侧,并按当时礼制,为母守孝三年。期间,他住在丹徒县鹤林寺,读书悟道之余,结识了范仲淹、胡瑗等社会名流。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周敦颐守制过后,出任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簿,次年正式上任。庆历四年(1044),调任南安司理参军,因办事公道、爱憎分明、不徇私情、不媚权贵,为士民称道。在这里,他收程颐、程颢为徒,传授孔孟之学,公务之余,倾平生所学,悉心教导,坚定了二程的求道之志,为日后二程深研理学并发扬光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启蒙之功不可埋没。

庆历六年(1046)冬天,周敦颐获升迁,到湖南郴州担任郴县县令。旋移桂阳县令,又徙知南昌。嘉祐元年(1056),出任合州判官。嘉祐六年(1061),为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嘉祐八年(1063),周敦颐与余杭(今杭州)钱建侯、四明沈希颜一同到自己治辖的雩都(今于都)罗田崖游览,应雩都县令沈公恳请,周敦颐创作千古名篇《爱莲说》,刻于罗田崖濂溪阁。这篇不足120字的短文,对中国历代读书人道德人格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治平元年(1064),虔州民间失火,焚毁千余家。其时他在外地公干,朝廷没有辨明原因,遂改官通判永州;期间“往权邵守”(代理邵州知府),后被荐举为广州转运判官。熙宁五年(1072)求知南康军,筑室于庐山莲花峰下。56岁时归隐,教徒授业。次年,周敦颐的老友赵抃因为他的贤能,向朝廷拜章乞留,皇帝同意,圣旨到达他家时,他却于熙宁六年(1073)六月初七病逝了,享寿57岁,后葬于庐山莲花峰下。

周敦颐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前者是对宇宙万物的生化过程和生成原理的阐释,后者则有选择地引用《周易》中的若干经文进行阐述发挥,用以表达自己的理学观点,同时还容纳和贯通了《中庸》中“诚”的思想,涉及儒家其他经典的一些容。这两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哲学著作,在宋、元、明、清影响极大,备受尊崇,被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影响中国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周敦颐本人被后世称为“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理学鼻祖和湖湘学派之源。岳麓书院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则是周敦颐学术地位的真实写照。

由于周敦颐在哲学上的卓越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第三十六位世界文化名人。

陈大受(1702—1751),字占咸,号可斋,祁阳下马渡藕塘冲人。少时家贫,其父为人佃耕。同族有商人经常外出贩鱼,家有很多藏书,陈大受为其看家,并借此读书。

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选庶吉土。乾隆元年,皇帝亲自第试各位文学侍从官,陈大受名列第一,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成为乾隆近臣。后历任内阁学士、吏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太子少保,兵部、户部、吏部尚书。乾隆十三年,升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外任安徽、江苏、福建巡抚,直隶总督、两广总督。

陈大受出身贫寒,因此深知百姓疾苦,任安徽、江苏巡抚时,正值荒年,粮食颗粒无收,百姓以槐树叶、观音土为食。他劳心积虑,采取开官仓、贷社谷、向外省购粮、阻截漕米等帮助百姓度过灾荒。在任安徽巡按时,因饥荒盗贼蜂起,逮捕60多人,经审讯均为一些饥民,他深表同情,将他们全部予以释放。他重视农业生产,在安徽推广一种耐旱的水稻。陈大受任福建巡抚时,台湾按惯例每年将粮谷运往大陆,后来积欠越来越多。为了国家的安全,他上奏朝廷,免除历年的积欠。他认为台湾是福建的藩屏,一旦用兵,粮草运输必然艰难,于是千方百计增贮积谷40万石。

陈大受办事富有远见卓识,不落俗套。处事不顾自身的利害得失,曾说:“历事多而利害明,受害即在此。”清代文学家方苞认为这是名言,“可为庸庸者之药石”。曾有人指责陈大受遇荒年不禁商贾,不禁囤积。他说:“商人贮米,得少利则散,民赖以济”。他还主张“以工代赈”,由朝廷出资,招揽百姓修筑城池,建造庐舍,疏通沟渠,加固堤岸,既能帮助百姓度荒,又有利于公益事业。对工程建设他注重质量,不随便省费,常说:“用省工恶,他日修更倍之,作百年之计,不宜节于目前”。他悉心治理,政绩卓著,使江淮数百万农户,在荒年中饥饿者得以饱食,死亡者得以掩埋,为当时封疆大吏中所罕见。在江浙一带,他组织百姓修筑塘堰,疏通河渠,发展水展,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勤政爱民,重视教育,任江苏巡抚,以元和县学训导吴中衡重修书院,“请岁于田租内拨银八两,供书院中朱子祀事,祔以张清恪公伯行及高文良公其倬”。民受其惠,无私清廉,誉为“惜民”与“清节”宰相,朝之重臣,一代名相,令世人景仰。

做官之后,陈大受艰苦朴素,清廉无私,不改“布衣”本色。《清史稿》记载他所得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称颂他“清节推海内”。死后封为文肃。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年号媛叟,道州(今永州市道县)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其父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又字仙槎,嘉庆十年(1805)中一甲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广东、福建、山东等省考官,升国子监祭酒、任山东学政;道光五年(1825)补顺天府尹,历任左副都御史、工部、吏部、户部侍郎,晋左都御史、工部、吏部和户部尚书,为道州本土历史上最高级别的文官。何凌汉长于诗文、书法,“时重大诰册文字,多出其手,所书碑版,传为珍品”,著有《云腴山房集》。何绍基之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于诗书皆有名,与何绍基一同被时人称为“何氏四杰”。

何绍基3岁时因父亲何凌汉拔萃入京都取贡生,与两弟随母在西乡小坪村舅父廖辑候家生活,6岁在舅家入塾就读。 这其间,父亲何凌汉在京城,经过朝考一等,为吏部七品小京官,文选司行走;应顺天乡试中甲子科举人;乙丑科殿试一甲三名(探花)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于嘉庆十年假归东门村,衣锦还乡。嘉庆十一年,8岁的何绍基随父母入京都,依父读书。 13岁,以钱塘孙镜塘为师,不仅默首读书,更开始自觉写诗。 14岁,才华初露,得阮元、程恩泽赏识。整个青少年时期,何绍基在京承家学,深受濡染,打下良好的根基。因为父亲的官职所在,何绍基得以结识各省才俊,多有交游。18岁“应京兆试取誊录”,并拜张掖垣为馆师。次年秋天,张掖垣归湘。何绍基已明确志向,发奋读书,科考取仕。

但是接下来的科考之路,何绍基却走得颇为曲折、漫长。23岁、27岁,两次回湘应乡试,皆未中。30岁,回湘应乡试,“秋间,补廪膳生”。 33岁,回湘应乡试,秋,取优贡生。 34岁,春仲,随父按试宁波;秋,回京应试,未中。 36岁,由京回湘应乡试,亦未中。直到37岁,才迎来好运气。道光十五年(1835)夏天,何绍基回湘应乡试,榜发得中解元(第一名)。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曾任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

咸丰二(1852)年,何绍基获擢升,任四川学政。在这个职位上,他力求整顿,在改善当地教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巡察各地考试期间,何绍基发现了许多教育方面的漏洞,建议整顿各地提调官及考场舞弊不正之风。连不属于学政职务范围内的民事、刑事案件,也兼有处理。何绍基这些“越位”“挑事”的举动,触及了地方官僚的忌讳与一些人的利益,招致私愤而四面树敌。咸丰五年,由于缕陈时务十二事,咸丰帝责以“信口雌黄,肆意妄言”,将何绍基降调三级,由部议以私罪免除学政职务。

此后,何绍基于仕途心灰意冷,以讲学为生。先后主讲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还受浙江杨石泉中丞所聘,主孝廉堂讲席。于同治九年(1870)五月,病逝于苏州省寓。

何绍基一生精通经史、小学,旁及金石文字,于诗词造诣尤深。其何体字书法自成一家,创书法“回腕笔法”,草书尤为一代之冠,被誉为“有清二百年一人”。著有《东洲草堂金石跋》《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等。何绍基书法,是唐代怀素之后,永州书法艺术史上又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

王德榜(1837-1893),清朝湘军将领。江华码市人。早年以监生身份在家办团练,后编入湘军左宗棠部,转战于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28岁时,被清廷补用福建布政使,并赏穿黄马褂。

同治十年(1871)八月,随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军“进剿”何州时,身负重伤。次年,王德榜统领甘南四百余营,消灭了当地的狼患。同时,引导开渠引水灌溉,开垦改造良田一百余万亩。由于业绩显著,被清廷赏头品顶戴。旋因母丧,归家。光绪六年(1880),奉命驰赴新疆,率部取道蒙古草原绕赴张家口。光绪七年,奉命教练火器营健锐营。

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向清廷保举王德榜领兵抗法。他受命后赶回家乡,在江华、零陵一带招募8营新兵,加紧整训,称为“定边军”(又称“楚军”)。光绪十年(1884)三月,他率“子弟兵”开赴广西龙阳镇。其时,某些清军军纪松弛,不战而溃。王德榜以4个营的兵力固守谅山。为安定民心,他特地下令:“抢劫民财者斩,奸淫民女者斩,动摇军心者斩。”他还急奏朝廷,严惩弃城而逃造成北宁失守的将领黄桂兰、赵沃。由此军威大振,法军不敢冒犯。光绪十年五月,《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政府就违反条约规定,竟然下令驻越法军总司令米乐进军,挑起了“观音桥事件”。此后法军向谅山进攻,并进犯台湾基隆,袭击福建马尾港。在国人的压力下,清廷于7月2日正式对法宣战。王德榜也因此第二度出关。王德榜出关后,率楚军10营驻守车里,为广西一线的东路守军。按照冯子材的新部署,王德榜及楚军10营,驻守关前隘主阵地左翼的油隘。王德榜楚军先击溃法军增援部队,切断法军的粮食、军械运输线。在镇南关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他率援军从法军右侧后夹击东岭之敌,支援苏元春军,经过“七上七下”的激烈拼搏,终于夺回被敌人占领的全部堡垒,并用重炮猛轰逃敌。王孝祺军击退向西岭进攻之敌,由西包抄敌后。冯子材率部正面进攻。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不继,粮弹将尽。尼格里不得不下令撤退,狼狈逃回文渊。这一战,歼灭了法军精锐近1000人,不仅使东线清军反败为胜,而且使整个中法战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法战争中,特别是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一战中,王德榜立下很大的战功。战争结束后,广西提督苏元春赞道:“关前隘、文渊州、谅山省历次大捷,复城掘穴,冯子材、王德榜尤为卓著战功。”光绪十六年(1890),王德榜补受贵州布政使。光绪十九年(1893)春,卒于任内,终年57岁。

王德榜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还是一个颇具战略发展眼光的思想家,为家乡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捐资重修蘋洲书院,在江华捐资建凌云塔,在永州重建府学宫,期冀改善家乡文运。在零陵贤水河与潇水河交汇处建青石大拱桥,打通了永州南北交通的瓶颈;出资铺修江华码市至广东清水的10公里石板路,疏通码市至下游务江的河道。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永州,影响至今。

唐生智(1889—1971),字孟潇,号曼德,东安县芦洪市镇大枧塘村人。其父唐承绪(1890—1938),字耀先,曾任湘乡、汝城、零陵县长等职,在东安办过天锡矿冶公司。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唐生智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随后入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及保定入伍生队,参加同盟会。1912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在湖南陆军混成旅任购买官,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1917年,又参加护法战争。由于战功卓著,被升为湘军旅长。1923年,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驻衡州(今衡阳)。1926年3月,湖南民众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锡)运动,赵恒惕通电辞职,唐生智至长沙就任代省长职。4月,吴佩孚驱兵南下,唐生智退守衡阳,并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6月,唐生智于衡阳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7月,北伐军进占长沙,成立湖南省政府,唐生智自任主席兼军事厅厅长。1927年初,唐生智担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率军北伐,攻占郑州后,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九一八”事变后,唐生智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1933年12月,调任训练总监部总监。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军,南京告急,唐生智两度出席蒋介石主持的高级会议,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率15万军队留守。后南京沦陷,发生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唐生智向蒋介石呈送《南京战役概要》自请处分,蒋没有置议。唐生智遂避居东安老家。1949年4月,应湖南省主席程潜之邀,唐生智前往长沙共商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大计,发出湖南人应团结自救的呼吁,并担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沙和平解放,唐生智担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和第二、三届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和第二、三届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陈毅曾称赞唐生智:“孟潇先生,你够朋友,一级上将,只有你没有和红军、打过仗。”1968年,、数次派人到湖南,逼唐生智揭发贺龙的所谓“敌嫌特嫌”,遭到唐生智的坚决。1971年4月6日,病逝于长沙,终年82岁。

李达(1890—1966),冷水滩区蔡家铺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中国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0年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小组,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主编了我党第一个党刊《》月刊和党的机关公开刊物《新青年》,号召“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为办好刊物,他集写稿、审稿、编辑、校对、发行于一身,日夜操劳。1921年2月,他代理中国上海发起组书记,筹备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出席“一大”,当大会受到法国巡捕搜查时,他和夫人王会悟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作为大会的隐蔽会场。在“一大”上,李达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9月,他又主持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还主编了《新时代》杂志。1923年夏,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有意见分歧,随后离开了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昌、北平、广东、湖南等地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社会进化史》《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社会之基础知识》等诸多对当时中国革命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的专著。1941年,教育部解聘李达中山大学教授一职,不得已困居家乡从事著述。1944年10月,为躲避日寇,逃往阳明山中避难,其手稿多被土匪抢劫。1946年,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免收学费,教育家乡子弟。1948年底,受党的重托,为湖南和平解放奔走呼号。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根据李达多年来的表现,由、、李等作历史证明人,作介绍人,批准他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等教育界领导职务,还曾当选为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思想最凶恶的敌人”,受到批斗,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终年76岁。1980年11月,党中央为李达昭雪。

陶铸(1908—1969),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是中国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陶铸于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早年当过店员。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湖南,任祁阳县委军事委员。

1929年秋起,陶铸任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铸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沈阳市委书记。

平津战役中,陶铸以人民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谈判。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秋调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肃清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斗争。

1951年后陶铸任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广东省委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起任广东省委、政委。1960年起任中央中南局兼广东省委,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5年1月陶铸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67年1月7日遭等人诬陷,陶铸被突然打倒,受到残酷迫害。

1969年10月,陶铸病情开始恶化,到11月15日获准施行手术,结果发现,癌细胞已广泛扩散,腹腔内血管焦脆,根本无法进行手术。 1969年11月30日,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在合肥含冤病逝。

1978年底,中央为陶铸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其革命的一生。陶铸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主要著作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其《松树的风格》一文表现了人坚贞顽强的崇高品格。在遭受、一伙迫害时,他写下了“东风吹暖碧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最忆故园秋色里,满山枫叶艳惊雷。”(《东风》)的诗句,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情。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于1978年12月,创作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的无尽思念,勾起了无数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

江华(1907——1999),本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圃。出生于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乡鹧鸪塘村一个贫苦瑶族家庭,8岁开始放牛、打柴。10岁时,进入本村私塾读书,13岁,考入江华县立初级国民小学。两年后,又以最优成绩考入县立高等小学。

1925年夏,江华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这个被誉为“湘南革命摇篮”的学校里,直接受到党团组织的教育和培养。1925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2月,团组织调派江华到衡阳总工会做青年工人工作,并介绍到湘南特委,转为党员。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1928年初,湘东特委决定成立萍乡县委,江华任县委秘书。不久,特委派他担任茶陵县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他从安源出发,前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江华随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任闽西特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军委常委。同年冬,江华奉命赴上海,进入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政治和军事知识。1930年春,中央同意江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工作,江华遂将原名虞上聪改为黄春圃,担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参加了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2到1933年,先后任红五军一师政委、红三军团捕蒋突击队政委、红六军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江华因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有不同的看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了职务,送到军事裁判所监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江华随军事裁判所踏上征程。遵义会议前夕,恢复工作,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935年9月,任十三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到达陕北后,江华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中央警卫团政委、关中特区军事部长、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西安事变”爆发后,江华奉命接收延安城防工作,任延安城防政委、代司令员。1937年春,由建议,江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8月结业后,调任四局副局长,旋即任局长,负责军队干部的调配和教育工作。1938年夏,中央同意江华到山东参加敌后抗战。因考虑内战时期红军团以上干部均上了的名册,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复杂而险恶,经请示,他将黄春圃之名改为江华。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漫长的斗争,江华逐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职,主持浙江全面工作12年,为浙江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受浙江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期间,江华受到关押、批斗迫害,其夫人、浙江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被造反派残酷。

1975年1月2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决定》中,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严格依法审理判决了这一重大案件。“两案”的胜利审结,标志着“”的正式终结,也标志着江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司法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江华对家乡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山水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自从参加革命工作,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关心家乡的情况。1965年7月10日,江华从杭州送越南胡志明主席回国后,经请示同意,顺便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1982年、1985年、1988年,江华又先后三次回到家乡。每次都对家乡的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十分关心。勉励家乡干部群众,要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珍惜土地资源,抓住拳头产品,振兴江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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